围绕日本众议院选举（10月31日进行投计票）的论战已全面展开。经济政策的重要争论焦点是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还是缩小贫富差距上。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将通过竞选公约就如何“分配”财富展开竞争，而日本的平均年收入一直原地踏步。比起贫富差距，日本首先要摆脱低增长，扩大分配的“蛋糕”，这一点应当优先考虑。

       分配的途径之一是将财富从富人手中转移出来。与美英相比，日本的贫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较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前1％富裕家庭拥有的资产仅占日本国内总体的11％。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8年收入在1000万日元（按目前汇率约合人民币56.3万元）以上的家庭占日本总体的12％，比1996年的峰值（19％）下降7个百分点。

       美国倾向于以增加富裕阶层的税收为财政来源进行分配，前1％的富裕阶层掌握着40％的资产。其原因是，部分经营者和投资者获得巨额报酬，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典型的例子是IT产业实现迅猛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当地人的家庭收入（中间值）大约为15万美元（约合1700万日元）。随着房租高涨，即使年收入达到约合1000万日元的水平，也有很多家庭无法在中心城区生活，而该州的流浪者比2007年增加了16％。

       从数字越接近1、表示收入差距越严重的基尼系数来看，日本也小于美英。虽然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安倍经济学”，日本的收入差距出现扩大，但2010年代有了小幅改善。

       日本总务省分析称，“背景是育儿家庭的就业环境改善及目前老年人的收入增加”。日本2019年的就业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大约40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及女性的就业扩大。

       上述经济差距数据显示出，包括富裕阶层在内的日本整体国民生活水平下降。

       按国家来比较经合组织汇总的年收入数据，可以看到日本30年来基本持平。按实际购买力平价（2020年按美元换算）来看，与30年前相比，日本仅增长4％至3.9万美元，而美国则增长48％至6.9万美元，经合组织平均值大幅增长33％至4.9万美元。

       因此，在日本要求企业加薪的呼声越来越大，而现实中并不容易实现。虽然企业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例如四分之一的上市企业4～6月期的净利润创出最高，但不可否认的是依赖外需。虽然日企海外当地法人的销售额在20年里扩大到了2.2倍，但日本国内只增长了7％。在增长迟滞的日本国内，一直无法提高工资。

       “安倍经济学”推进“官制春斗（劳资谈判）”，提高了基本工资等，但还没有能力赶上发达国家。企业要想持续提高工资，必须要提高日本国内业务的附加值。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果敢涉足脱碳等新的增长领域。

       因此，日本政府必须通过放宽限制及促进企业新陈代谢等措施来积极推动增长，不断扩大作为分配来源的经济蛋糕。

日本街头的上班族（资料图）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永浜利广指出，“在当前明显存在导致通货紧缩的需求不足问题的局面下，应该优先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对有望增长领域和气候变化对策的良性财政支出，使经济恢复正常”。

       据明治大学准教授饭田泰之表示，在众议院选举中分配和贫富差距成为焦点，“并不是因为目前单纯的收入不平等，而是阶层很难由低收入阶层转变为高收入阶层”。日本还需要采取措施应对这种“贫富差距的固化”。通过“重塑技能（Reskilling）”及充实公共教育，增加提升社会阶层的机会也有利于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

       如何描绘实现分配所需要的经济增长蓝图？日本各政党不仅要重视分配，还要向选民表明采取什么政策来实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