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国葬，我们更反对外国人的公共福利。”
9 月 7 日，这样的标签在 Twitter 上流行起来。
在人们越来越反对国葬超过 16 亿日元的消息时，这个标签突然出现了。
这个国葬问题让我担心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的部门将成为决定性的。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的感觉越强烈，你就会越情绪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这个国家的分裂进一步加深。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真诚地希望它不要变成粗话的交流，只留下双方的仇恨。
其间，我震惊地听到“反对为外国人提供公共援助”这句话被用作“反对国葬”的对位。我只是被国葬的钱和保护费的比较方法伤透了。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简单地展示数据。解决互联网上外国人更容易获得公共援助的大误解。
在这种时候，有些书非常有用。它是《外国人生存权保障指南》（由全国公共援助问题会议编辑，明石书店出版）。
这本书包含了关于外国人的各种数据。
首先，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为293万人，约占全国的2%。
如果你问这样的外国人是否更有可能获得公共援助，答案是否定的。对“日本公民”的公共援助基本不可用，部分实行“相互申请措施”。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获得公共援助的权利，但在某些情况下，纳税的外国人可以接受。符合“比照”条件的人是在日本合法居留并具有不受活动限制的“永住”或“定居”等在留资格的人。
顺便说一句，1,357,729 人，占所有外国居民的 47.5%，不受比照措施的约束。换句话说，无论他们多么努力，近一半的外国人都不会被困在安全网中。
如果我们看看有多少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使用公共援助，日本人为 96.7%，外国人为 3.3%。如果说“老外好带”，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但这是实际数据。
至于海外，以法国为例，在日本使用公共援助的人中有12.4%是外国人。德国为 37.8%。在瑞典，这一比例为 59.4%。当然，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日本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最后的安全网”也在帮助外国人。
此外，从公共援助的使用率来看，总人口的使用率为1.6%，而外国人的使用率为2.3%。它略高，但有多种原因。
按国籍划分，韩国人占 6.2%，菲律宾人占 3.8%，巴西人占 1.2%，中国人占 0.9%。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毕竟韩国人更容易得到公共援助”。但是，其中67.1%是老年家庭。本书指出，背后有一个历史过程和结构性歧视。其中许多人已被排除在日本的公共养老金体系之外。这背后是就业歧视和公共服务任命的排斥。这还不是全部。由于国民年金法原本就有国籍条款（从1982年开始允许参保），所以很多人没有养老金或养老金很低。因此，保护率很高。
此外，53% 的菲律宾用户是单亲家庭。有人指出，自 1980 年代以来，大量票房工作人员来到日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嫁给了日本男人，但也有不少夫妻离婚了。支持团体指出，离婚的许多原因是家庭暴力。
在这两种情况下，很容易看出保护的使用是由于结构性贫困集中在外国人身上的情况。很显然，排名第三的巴西从 1990 年代就开始参与接受日本移民。
很多人说，“滚回你的国家”。不过，关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韩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巴西人，日本政府的历史背景、体制的变迁等。在泡沫时期，政府默认允许没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工作，外国人来日本的制度，例如提供即使申请难民身份也允许他们工作的在留资格，已经在日本设立。
而现在外国人也是支撑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在便利店、饭店和其他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每天都欠外国人。没有他们，这个国家就无法运转。
然而，这些外国人是第一个在电晕灾难中被斩首的人，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被赶出去。在这个系列中，我一直在写关于因 COVID-19 而失业的非正规工人和女性，但同时甚至更早被迫失业的是外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实习生，而另一些人则在餐馆担任厨师。有些人因为没有工作签证而得到当地社区的支持，但支持他们的人也失去了工作，整个社区陷入贫困。
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很多外国人这样的SOS信息都到达了我所属的“新冠疫情应急行动”。一个失业的人，被迫住在他住在日冕的地方，住在公园里。因没有保险卡或钱而生病但无法接受治疗的人（大约 103,000 名外国人无法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在这种情况下，最严重的情况是被暂时释放在移民设施中的“临时释放”人员。他们不能工作，因为他们被禁止工作。但是，没有制度来支持临时释放的人，他们没有资格获得日本福利。这是一个你不能真正死去的情况，但日本有大约 6,000 人被临时释放。
《确保外国人生存权指南》开篇，一名逃离冲突来到日本的喀麦隆妇女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癌症。他因犯罪而在 42 岁时去世。街道介绍。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无法使用公共援助，这是这个国家最后一道安全网的现实。并非总是“外国人容易接受”。如果她是易感者，她就不会在街头死于晚期癌症。
顺便说一句，在“新冠疫情紧急行动”中，我们响应了约 2000 名日本人和外国人的 SOS，提供了超过 8000 万日元的紧急住宿和紧急生活费。早期，70 % 的收件人是外国人。
就日本人而言，如果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或没有钱，他们可以申请公共援助，财政支持将终止。由于许多人无家可归，我担任协调人的反贫困网络已经开设了庇护所并继续支持许多外国人。许多人被禁止从事临时释放工作，因此我们继续支持租金和生活费。
如果“外国人更有可能获得公共援助”是真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我们不能让他们死在街头，因为国家制度就等于让他们死，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我们好心的支持者几乎无所作为。
我想问那些说“我不需要这样做”的人，如果他们处于临时释放的位置，他们会怎么做。就算让我回国，我也没有钱回去，如果我回去，我的生命就有危险。如果还是没有公益，没有私人的支持。如果是我，我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偷食物以求生存。至少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社会。
我想之所以对外国人还有这么多的误解，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
例如，我认为大多数申请庇护的人不知道什么样的人逃离了他们的祖国以及他们来到日本的原因。
我想向这些人介绍一个案例。
她是从非洲某个国家逃到日本的女人。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突然被父亲命令在 15 至 17 岁之间举行杀婴祭坛的仪式。他杀死了在村里出生但无法抚养的婴儿。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不举行仪式，村里就会发生灾难。但她不想杀了孩子。因此，即使你从村子逃到首都，村民也会找到你，如果你逃到泰国，你会再次被找到。她因不执行仪式而不断受到死亡威胁，而她的父亲实际上是被村民杀死的。结果，他逃到了日本。
然而，她的庇护申请尚未获得批准。由于被临时释放，他无法工作，每天都生活在贫困之中。刚来日本的时候，她一直在做保姆，但她想尽快做保姆，但因为临时释放，她不能。顺便说一句，她就读的大学是日本东京大学的水平。他也是研究生化的超级精英。在这个国家申请庇护的人有着真正不同的背景。
我在 imidas 的系列“被命令‘杀死婴儿’并逃往日本的非洲妇女”中写过她，所以请阅读。
我想从基于外国人和公共援助数据的冷静讨论开始。我相信建设性的讨论只能来自那里。
（转载自2022年9月14日文章“第607期：关于外国人和公共援助。 ”）
